公关与新闻之间的关系（公共关系和社交媒体）

公关与新闻之间的关系，原文标题：新闻学丨社交媒体时代公关与新闻的场域关系变迁。

文章摘要：社交媒体应用拓展了公关策划事件的传播渠道与内容格式，使公关业进入了强势时代。新闻媒体在公关战略中的地位陡降，但并不意味着新闻与公关的场域关系发生了实质性洗牌。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新闻媒体的事业属性与意识形态功能保护了新闻场域免受过度侵蚀。新闻业者强调与公关业者的身份与行为区隔，矛盾的是部分地方媒体涉足企业活动策划，反噬公关业，使得两个场域的关系有异于“公关领舞”、“对立共生”等西方模式。

就公关实践对新闻业的影响，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数量迄今已不下200个。[1]然而鲜有研究比较媒介体制差异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因此，西方的关系模式在我国语境中是否具有同等解释力，这一问题始终悬而未解。媒介体制如何影响公关与新闻的场域互动在我国同样缺乏深入探讨，传播学界多警示新闻媒体的“企业化经营”打开了公关业“入侵”的“潘多拉魔盒”，却较少关注“事业性质”赋权我国新闻业抵御甚至反噬公关业的可能性，以及由此给新闻业者施加的职业认同危机。当下社交媒体的应用拓宽了公关实践的传播渠道，为重新审视我国媒介体制下两个场域的关系带来了新的契机。本文聚焦我国新闻资源相对缺乏的地方新闻业，通过对公关业者与新闻业者的深度访谈，试图超越新闻本位主义，管窥社交媒体时代两个场域关系的可能变迁。

一、文献回顾

美国社会学家甘斯（Gans）曾用“探戈”隐喻公关与新闻业之间的合作：跳探戈讲究双方配合，但信源通常领舞。[2]同样经典的是甘地（Gandy）的“信息补贴”（information subsidy）模式：公关稿为新闻机构提供了一种特殊补贴，实质性地降低了后者的运营成本。[3]杰克逊与莫洛尼（Jackson & Moloney）注意到不少公关专家基于对新闻的深度理解，向新闻机构提供编辑好的内容包，已超越“信息补贴”为“编辑补贴”（editorial subsidy）。[4]然而强调合作的关系模式未能淹没来自新闻学界与业界的汹汹敌意。戴维斯（Davies）指责公关业者是伪事件的捏造者。[5]新闻媒体未经核实直接使用公关材料被嘲讽为“churnalism”。 [6]莫洛尼（Moloney）将膨胀的公关业、模糊的职业角色，以及记者植入公关思维称为“公关化”（PR-isation）。[7]反公关修辞尖锐刻薄，但现实中新闻业接受公关稿呈上升趋势，两者因而又被定义为“相爱相杀”[8]或“对立共生”[9]关系。瑞士学者揭示了欧洲德语区公关业的兴起是社会组织不满党派新闻对它们缺乏报道或敌意报道的产物，由此提出“共同演进”（co-evolution）模式，[10]反映了不同社会语境中公关业与新闻业关系的差异，以及反公关修辞中新闻本位主义的偏颇之处。

我国学者对两个场域关系的思考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如尹德刚引用了甘斯的舞蹈隐喻，提出“诚实”是公关业获得新闻媒体信赖的关键原则，[11]可谓较早涉及了公关伦理议题。但当时两个场域交往过密也引起了学者们的警惕。程曼丽指出了公关与新闻业者“角色的不相容性”，后者只能扮演一种角色，即鉴别与筛选组织信息的把关人。[12]她与董天策都批评了当时记者以服务经济为名替企业策划事件并予以报道的现象。[13]这种将商业信息隐匿其中的“公关新闻”从90年代初延续至今，陈力丹将它界定为“新闻”与“广告新闻”之间的灰色地带，建议发掘它们的新闻价值并注重社会效果，那么“公关新闻不大好的名声有望转变。” [14]

跨入新世纪后，实证研究零星冒出，试图揭示我国新闻业接受“信息补贴”的程度[15]以及公关业的社会评价。[16]在此基础上，陈先红等人提出了“职业共生”说，主张两个职业相互需要、彼此信任、共同发展，为此公关业必须追求公共性、坚守职业伦理、承担社会责任，与新闻业实现专业主义同构。[17]类似地，赵振祥等人倡导公关的双向对称模式，以沟通而非操控为目标，与新闻业一起发挥社会润滑剂的功能。[18]但同期仍有不少学者激烈抵制两者边界的交叠，如涂鸣华将高校同时开设新闻学与公共关系课程视为“价值观上的分裂和错位” [19]。经过20年的讨论，在两个场域如何互动的规范模式上，观点依然分裂。

当下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成为影响公关与新闻权力关系的砝码。嵌入式营销、原生广告等新的内容格式绕过了新闻把关人，[20]增进了与权益相关人双向直接的传播， [21]提高了组织的可视性与形象。[22]在欧洲，尽管大众传播仍将扮演重要角色，企业传播部门与公关中介都重视自媒体在战略传播中的作用。[23]杰克逊与莫洛尼（Jackson & Moloney）注意到在“职业震荡”期，地方新闻机构缩编导致公关稿更容易被采纳。他们同时发现公关业者更热切地瞄准在线新闻平台，原因在于搜索引擎算法可将网络事件送入排行榜，进而得到传统媒体的自愿报道。然而也有学者质疑社交媒体给公关实践带来的积极变化。瓦伦蒂尼（Valentini）将公关的核心功能分为修辞传统与关系传统，前者是指内容创作，后者是指维护与公众的关系；组织在使用社交媒体上更加重视修辞传统，公众却越来越善于识别组织企图隐藏的“猫腻”，对组织的不信任在增加。[24]麦克那马拉（Macnamara）发现独立的新闻媒体并未被公关所抛弃；相反，组织信息被受尊敬的媒体所报道，比起自媒体上的自言自语更为可信。[25]在我国少数讨论新媒体技术影响公关实践的文献中，也有公关业者指出在渠道多元化时代，传递主旨的新闻稿仍是公关的基本功与核心要素。[26]

在非危机情境下，公关业与新闻业互动的主要纽带是公关策划活动或事件的报道。本研究启用公关与新闻业者的双重视角，着眼公关事件报道，考察我国媒介体制下传播技术变革驱动的场域关系变迁，研究问题如下：

RQ1：社交媒体时代的公关模式发生了何种变化？

RQ2：地方报业如何回应这种变化？

RQ3：社交媒体时代的公关实践对新闻业与公共领域有何影响？

RQ4：公关业者与新闻业者如何回应职业伦理与认同议题？

二、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半结构化问卷，深度访谈福州、厦门、泉州的公关与新闻业者。通过雪球抽样找到合适的受访者20人，其中资深公关业者5人，均为跨国或国内公关公司设在上述城市的分支机构高管，在活动或事件策划上经验丰富；记者与编辑15人，来自三地的党报与市场化报纸。访谈时长1-2个小时，先由访谈者通过举例与受访者在公关事件的理解上取得一致，再由受访者描述与分析亲自参与过的事件策划或传播过程，就研究问题展开探讨。数据处理采用主题分析方法，根据上述研究问题对数据集进行编码，然后提取与精炼主题，通过对主题的描述以及典型访谈节录的佐证来解答研究问题。

三、研究发现

（一）公关事件的传播渠道与内容格式变化

社交媒体的普及意味着公关传播渠道与内容格式的双重转型。譬如公关公司为某卫浴品牌策划活动时，联想到人们在淋浴时喜欢唱歌，就创意了线上猜歌游戏，通过病毒式传播获得网民广泛关注，“参与、体验、分享成为公关领域的关键词”。据一位公关高管估计，通过线上传播的公关事件已占“70%-80%还不止”，未来比例还将不断上升，主因是信息可以在移动端定向推送，而地方报纸“除了一些党政机关，基本上买得很少”。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众传媒在事件营销的传播链条中已经失去价值。以某品牌叉车征服青藏高原活动为例，微电影记录了叉车挑战高海拔与企业沿途做公益的过程，挂在企业官网上，邀请行业网站转发，吸引有特定购买需求的受众，而保存性差的传统媒体难以做到这点。但传统媒体仍可以从挑战吉尼斯记录的框架报道叉车性能，将事件的主旨传递给受众。策划该活动的公关高管透露：“这个事件如果需要50家媒体曝光，网络媒体会达到一半以上。”这就是时下公关业流行的“内容战略”，即系统地创意多种格式的内容，选择不同渠道使内容抵达特定属性的受众。[27]另一位公关高管表示在整合营销中看重传统媒体的可信度，事件策划后先在新媒体预热，然后依赖传统媒体报道发酵，最后再升华期推出品牌广告。这些都说明传统媒体并未被公关业抛弃，但其垄断地位不再，而是与社交媒体一起纳入了事件营销的“工具箱”，且创意首先从社交媒体开始：

因为社交媒体有一群粉丝，[信息]通过这些“吃瓜群众”扩散。我们现在所有[活动]都是从社交媒体的角度思考，例如我们策划了一个公关活动，我们更多是让民众拍照片、将画面传上去，引起更多关注后，让传统媒体报道。（公关高管L）

有些媒介事件并非公关公司原创，而是传统媒体的报道引发了轰动效应，公关公司会趁机利用舆论热点策划事件营销，或称“借势营销”。2015年日本马桶盖事件见报后引发广泛的舆论关注，代理国内卫浴品牌的公关公司趁机邀请财经媒体报道国内相关产业现状，同时卫视频道的谈话节目也邀请企业高管讨论相关话题。虽然企业高管只是财经报道的信源之一或者谈话节目的嘉宾之一，但企业品牌形象由此植入。在大型的事件传播中，传统媒体的组合考虑到了权益相关人的分散性及其媒介接触偏好。针对普通消费者、股票持有人、战略投资者，需要不同类型的传统媒体、采用不同报道框架去联合完成传播目标。如财经媒体着眼客户的行业地位，行业媒体剖析客户的技术水平，重点发力市场的都市报聚焦用户体验。然而上述将传统媒体作为主渠道的事件营销模式成本太高，往往只有大公司才能承受。而且企业对公关效果“可测量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见报率不能直接反映活动信息是否抵达目标受众，但通过网络可以更直观地监测活动信息的到达率、点击率与转换率，网民也已习惯了传统媒体并不擅长的碎片化、杂糅性的内容格式：

现在用新媒体或移动端，内容形式就很多，有图片、漫画、视频，或者H5，形式越来越丰富。传统媒体比不了，但是新媒体肯定做得到。（公关高管W）

（二）地方报业记者对公关事件的反应

一家公关公司最近在四个城市为某品牌举办了“路演”活动，均成功邀请到记者。受访的高管表示记者能否接受邀请，公关公司及其客户的名气很重要，“一般我们邀请的时候媒体不会马上拒绝，他们先听听你的活动；如果拒绝，也会态度较好地说明原因”。一位晚报记者举例说像跨国饮料企业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出环保包装这样的活动，只要收到邀请，“我们一般都会去”。环保议题的公益性为公关活动披上了“新闻”外衣，主办方会提供新闻通稿，由记者修改后发表。这种豆腐块大小的新闻在多大程度上能给新闻机构以“信息补贴”值得怀疑。对记者而言，他们也意识到传统媒体在公关战略中的地位下降：

新媒体受众面比较广，对大公司和品牌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在新媒体没出现的时候，它们会以传统媒体和线下活动为主，现在真的是过渡到线上了。但是传统媒介事件这一块也肯定是没有放弃的。（晚报记者D）

虽然市场化媒体记者在报道公关事件上态度积极，但能否见报，编辑流程不可忽略。一位都市报编辑表示企业如果有广告投放，就会去做配合性报道作为软文刊登，但“这不是新闻”。至于会否刊登在新闻版面上，她表示这种情况很少，公益性是重要因素。

对于已经成为舆论热点的网络事件（如“冰桶挑战”），多位市场化媒体的受访者承认即便没有受到策划者邀请，如果具有新闻价值仍会主动跟进报道，但多将它作为新闻由头，多方采访后形成客观报道。一位早报编辑认为不能一概抹杀公益性的网络事件，有些报道可以影响政府决策。但他表示会保持足够的警惕避免为事件背后的商业利益代言，因此数量总体不多。重赋框架是传统媒体利用网络事件的共同策略。一位厦门摄影师在微博晒出爷爷的时尚写真后，当地媒体判断这可能是为写真业务所做的策划，但流露出“自然的亲情”，具有弘扬孝道等社会意义，因而做了报道。但报道聚焦幕后故事，淡化个人信息，“减少个人营销的成份”。尽管如此，少数商业意图隐藏较深的网络事件仍会使媒体落入彀中，一位编辑在反省上当经历时强调反复核实是必不可少的流程。对恶意炒作、哗众取宠或价值导向不正确的网络事件，受访者表示会以澄清、批评的框架以正视听，使之“不影响公序良俗”。

对于受邀报道公关活动，党报记者相对更为挑剔。日报群众工作部负责报道社会新闻，受访的记者透露联系他的多是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自己搞的小活动，而公关公司策划的多是大活动。是否赴约“要看活动大小，我们接触的大活动较少，有时不知道到底谁找的我们，反正有人找就去”。有意思的是，一位晚报记者却敏锐地指出当前不少事件策划的主体是政府部门，由于政府活动多涉及公众利益，因而被视为规范性的传播活动。地方观察版记者坦承有“误打误撞”报道商业活动的经历，但不乏因找不到卖点而取消报道的例子。他所在日报的经营由专门成立的公司代理，经营与采编分开减少了记者与公关打交道的麻烦：

我们是党报，是为重大方针政策宣传的，这是我们的义务工作。这种企业的东西，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可以和我们合作，登广告。如果不是我们的客户，那我们可以马上拒绝他，理都不理…像公关这种比较市场化的行为，他们和非主流、非传统媒体的联系会比较多。我们真的和公关接触很少，而且很慎重。（日报记者L）

日报群工部记者反映现在读者来信与热线电话都少了，因此关注网络舆论是他的工作任务，“我自己的很多新闻线索是从网络上来的，这挺好”。但重大网络事件一经报道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基于政治敏感性，他们会通过“内参”将舆情传递给决策者。地方观察版记者表示对网络事件“不感兴趣”，原因是党报门槛高、严谨、讲政治。他肯定了从网络发现新闻线索效率高，能够丰富报道来源，但主张在处理上要非常慎重，以专业的报道流程对待它，如核实、补充采访、重赋报道框架、突出公益性，以及符合国家与地方宣传需要。

（三）公关事件对新闻业与公共领域的影响

公关受访者均认为总体上公关事件对新闻业的影响是正面的，特别在话题的丰富性上，弥补了传统媒体新闻点的不足。一位公关高管承认策划事件在挤占新闻版面、违背真实性上“有一点影响”，但他马上为之合理化：公关新闻以较为中性的方式呈现，局外人识别不了；不会登在头条或头版，负面影响较小。另一位公关高管辩称新闻媒体本来就没有绝对独立性，现实情况是政府部门在抢占版面上太过强势；商业与政府信息需要平衡，民众需要了解良心品牌与企业，因此公关新闻有它的价值。受访新闻业者的观点与公关业者高度一致。一位晚报记者为公关新闻做实用主义的辩解：

今天民生新闻量少，可用公关新闻填充，根据版面留空的大小调整字数。一家早报编辑将常规意义的新闻称为“主菜”，公关策划是“可有可无”的“配菜”；后者“正面影响居多”，包括拓展选题来源，启发地方性话题、帮助记者建立人脉关系。

公关与新闻业者均认为策划是中性的手段，评价它的影响关键要看目的：如果它的目的是良好的，或者传递的价值观是正常的，那我们就觉得需要策划公关。包括我们政府要包装一个地方的形象，它也需要策划公关。这个事情不是百分之百好或者坏，看你使用这个手段做什么。（都市报记者D）

当下公关事件充斥网络，同时又没有放弃传统媒体渠道，层出不穷的公关策划会否操控舆论场，使“第四权力”（新闻业）陷入被“第五权力”（公关业）淹没的风险？[28]一位公关高管认为公关新闻的存在并不妨碍传统媒体做批评或揭露式报道，关键是网络时代信息渠道并不稀缺，公共领域不会被代表商业利益的声音所垄断。另一位公关高管也强调媒介的外部多样性，他以“车多了路也多了”作比喻，认为公关信息“并没有独占通道”，稀缺的只是受众注意力。新闻业者同样反感使用“操控”一词描述公关与新闻的场域关系，强调无论是组织上还是业务上报纸都有相对的独立性，“我不隶属于它，我没必要听它的”，“报道可大可小，都是可以调控的”。一位都市报记者认为公关与新闻业只是“有所交集”，“因为我们有规章制度”，“新闻本身”与“被策划出来的新闻”的比例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哪怕报道网络事件，也注重批判性或公益性，在框架上掌握着主动权，“这种报道也会给社会带来温暖”。上述话语意味着我国新闻媒体的事业属性为记者的职业认同提供了制度性的文化资本，对党报记者更是如此：

虽然说现在新媒体很强势，但是传统媒体还是控制在政府手上，特别是党报这种主流媒体，因为是党的喉舌，要掌握领导舆论的主动权。（日报记者L）

市场化报纸记者多有经营任务，他们承认会受到广告部门压力去报道公关事件，但可以顶住压力，按照新闻价值而不是企业宣传思路来报道。公关方也不会勉强媒体去做有违新闻规范的事，双方形成了一定的默契，包括公关与记者的事前沟通以及与媒体中上层的事后沟通机制。

（四）公关事件引出的伦理与认同议题

公关业者对事件策划伦理的理解可以概括为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平衡。一位高管认为真实性的底线是不能无中生有，或将明知不好的东西说成好的，“夸肯定有，它有这个功能我们肯定在这个基础上去炫一下或者把它放大”。他在描述活动策划时并不忌讳使用“噱头”、“炒作”等词汇，但他也强调在艺术性上用低俗的内容博眼球是行业禁忌。在这两个方面，“我们会把第一道关，媒体自身它也会把关”，意味着他将公关与新闻业者视为事件传播的双重把关人。另一位资深公关也坦承会小题大做，但不会弄虚作假，因为造了假“以后要花更大力气弥补回来”。在艺术性上，她反对耸人听闻、赞成合理夸张，“要比谁的包装能力更强”，用爱与道德传递企业形象。但她声称公关不是新闻机构，没有伦理要求，记者才是把关人。自己之所以崇尚真实，是因为坚信真实才会有共鸣，公司受到业内尊重也是因为专业人士自身的价值观规范着职业行为。上述话语表明，资深公关业者在职业伦理的内涵上存在共识，但对公关业是否需要伦理规范却缺乏共识。

尽管受访的新闻业者总体上积极评价公关事件对地方报业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他们内心认同这一公关实践。相反，他们的话语表露出明显的“我们”与“他们”的区隔。在一位党报记者眼里公关业者普遍专业性不高，有时候“不懂”或“不了解”新闻业内的分工与差异。他声称去公关活动现场是“误打误撞”，内心是“抗拒”的。“我们纯粹做新闻”、“像我们这种正常的新闻”等话语隐含着公关新闻是另类的他者。谈及如何处理公关稿时，他表示最多从中发现有用的线索，否则“理都不理”。他也强调党报与都市报记者之间的不同，虽然没有直接批评后者暗中兼顾经营，但试图从身份上撇清与他们的关系。一位晚报记者的话语同样含有“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叙事：他们是“宣传”，我们是“做新闻的”；他们“数据不一定对”、“从他们的角度夸产品有多好”，而我们“讲究真实性”、“不偏听偏信”、“靠自己的眼睛去看”、“通过自己的观察做辨识”、“深度采访还原事件真相”。

然而，一个意味深长的现状是市场化报纸利用传播渠道与内容生产优势，绕过公关中介接管企业活动的策划、执行与报道，造成新闻业对公关业的反向侵蚀。不少市场化报纸成立了文化传播公司，从事会展、企宣等业务。它们还与公关合作，如每年高考揭榜后发起企业助学活动，公关负责策划，媒体负责报道，“就会有一个联办的单位和名称，以学生的故事来引出助学活动”。一位党报记者透露他的单位之所以没有涉足公关策划，是因为党报搞经营“平台有顾虑”、“要承担风险”。另一位党报记者为个人兼职公关业务辩护：“只要把自己本职工作做好，利用空闲时间帮别人策划一些东西，赚点补贴也是很正常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一位晚报记者透露二线城市做得好的公关公司不多，一些企业形象宣传反倒依托传统媒体在做：

传统媒体被逼成了全能型，记者要会采访，还要会策划、组织活动，什么事情都能干。你要是找公关公司，还要邀请媒体，但交给媒体的话，就可以一竿子全部搞定。（晚报记者D）

“被逼”二字道出了二线城市市场化媒体面临的较为窘迫的经营环境，媒介多元化与广告市场流失迫使地方报业去挤占原属公关的业务领域。一位公关高管在谈及公关业受到新闻业反噬的话题时，对企业与媒体结盟可能导致新闻把关过程缺失表达了愤怒：

有很多甲方直接找媒体，请问莆田事件怎么来的？莆田事件是经过策划，但没有通过公关公司。之所以那个新闻会那么大，是因为没有人做守门人…有没有一种机制可以处理他们？（公关高管L）

四、讨论与结论

公关业强势更多意味着它在网络传播领域的开拓，而非凌驾于传统新闻业之上，两者对新闻场域的侵蚀程度维持着既有的默契。这种现状迥异于“第四等级丧失抵抗力”的英国新闻业。[29]论及原因，首先新闻是一种公共产品，法规制约、公众压力、职业自律等因素决定了公关与新闻的场域关系并非完全由商业逻辑主宰。从媒介经营角度看，公关新闻多少携带了一些商业信息，过于泛滥就会影响付费的软文广告业务，媒介组织的利益也掣肘了公关新闻的渗透。最为关键的是，我国新闻业的喉舌属性保障了意识形态阵地免受过度的商业侵袭。总之，我国公关与新闻的场域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洗牌，研究两者关系必须同时考察一个国家媒介体制的作用，不能只看到传播技术变革与媒体赢利欲望的驱动。

在我国独特的传播语境中，西方理论中的“公关领舞”、“信息补贴”、“相爱相杀”、“职业共栖”、“共同演进”等模式在我国公关业与新闻业的互动中均有所体现，但均似是而非、难以精确描述两者的关系。在我国，党报记者可以对企业公关稿弗然不屑，市场化报纸在公关新闻的框架选择与是否见报上拥有自主权，“公关领舞”并非主流。热点网络事件的确频繁进入市场化报纸的视野，但通常被当作新闻线索或由头进入新闻采编流程，最终出来的可能是一则批评或澄清报道，与其说是“信息补贴”，不如说是“线索补贴”。新闻业者自我认同为“党的新闻工作者”，表露出与公关业者在政治身份上的区隔，但并无激烈的反公关言论，相反在利用公关信息上表现出功利倾向，说两个场域“相爱相杀”言过其实。在二线城市专业公关的势力还相当薄弱，相反市场化媒体挟渠道、人脉、内容生产与公信力之利，涉足企业活动的策划与传播，反噬公关业，“职业共栖”之说同样站不住脚。

最后，传播技术发展推动公关业进入了一个属于它的时代，而大众传媒却深陷融合之困，“共同演进”的局面迄今并未显现。我国新闻业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地方政府与地方报业合作宣传，为后者提供了“信息补贴”与“发行补贴”，这种合作被视为规范性的新闻实践。政府公关与企业公关亲疏有别，党报与市场报生存能力不等、一线与二线城市新闻资源不均，意识形态功能与市场化经营相互牵制，这些都决定了我国公关与新闻权力关系的复杂性，难以用单一关系模式可以概括，也难以适用英美与欧洲大陆媒介体制下的关系模式。

受访的公关与新闻业者都对公关事件的合理性给予了辩护，然而媒介多样性并不等于声音多样性，那些困于数字分化或缺乏媒介素养而“隐形”的社会群体更需要地方记者去主动帮助发声，而不是听凭公关信源来建构议程。麦克那马拉在访谈英、美、澳等国的资深公关业者时，发现他们会从公民身份出发反思独立新闻业的重要性，关注新闻业弱化核实、平衡等职业规范的社会后果；他们拒绝“共生”观念，认为公关与新闻业之间的“张力”是传播系统健康的标志。[30]然而在本研究中，且不说受访的公关业者，就是新闻业者也并未从新闻本源上追究策划事件本身的“真实性”、反思它对记者精力的牵制、忧虑商业话语权对公众利益的遮蔽，相反用“发明”出来的公益性为它正名，甚至暗中涉足公关业务。考虑到公众利益与商业利益的潜在冲突，世界各国绝大多数的新闻伦理规范禁止或限制记者兼职公关。[31]尽管部分受访的新闻业者内心并不认同事件策划，尽管新闻媒体介入企业策划很大程度上迫于媒体经营压力，但以新闻报道权这样的公共资源换取利润，以及信源与把关人角色的模糊，必定使新闻业者遭受职业认同危机，也让人担忧地方报业成为孕育更多“陈光洲事件”的土壤。

作者简介：邱鸿峰，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陈思妤，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孙雪霏，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新闻界》杂志（2017年第12期 26—33页）

本刊唯一投稿渠道：www.ixinwenji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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