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创立者（北京大学创始人是贵州人）

北京大学的创立者，原文标题：北京大学的首创者是来自贵州的他。

今天谈及国内高等教育，世人往往将北大清华视作国内高校的泰山北斗，并将它们与其他高校明显区分开来。其中，相较于清华大学而言，北京大学显得包容性更强、历史更厚重。只是令世人没想到的是：这所与中国近代史紧密联系的塔尖大学，其首创者竟然来自当时偏远落后的西南省份——贵州。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陈列学校创始人次序时，第一位就是来自贵州的李端棻，第二位才是翻译《天演论》的严复。

北京大学

李端棻，字苾园，清道光十三年出生于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一带），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由其叔父李朝仪（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光绪五年任顺天府尹）教养成人。并随身带到京城求学，同治元年（1862年），端棻在顺天府参加乡试中举，并于次年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同治十一年（1872年），担任云南学政时，结合云南文教事业落后的现状，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助推云南文教文教事业在几年间迅速振兴，因而得到同治、光绪两朝的重视与重用，十数年间历任山西、广东、云南、四川及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及顺天乡试、会试总裁，全国会试副总裁。

李端棻

光绪十五年（1889年），端棻主考广东乡试时，十分欣赏“熔经铸史”的十七岁考生梁启超，并将堂妹李惠仙（李朝仪之女）许配给梁启超。之后，端棻历任刑部侍郎、工部侍郎、仓场总督等职，期间多与梁启超讨论时政和维新改革事宜。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建议在全国进行从上至下的教育体制改革，在京师设京师大学堂，各省府州县设立各级新式学堂，并对新式学堂课程的设置进行了建议和规划。李端棻的这一奏请，经多方曲折后终获允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推行“戊戌变法”，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7月3日，光绪帝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正式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从而敲响了封建教育制度的丧钟，拉开了向近代教育转型的序幕，自此，奠定了李端棻中国近代教育之父的地位。

京师大学堂的创设，仅仅是李端棻支持维新变法的一方面，更多的是其作为朝廷重臣（戊戌变法时曾任礼部尚书），身居中枢，却能从体制内认识变法的必要性，一是积极向光绪帝极力地推荐康有为、谭嗣同、林旭等变法干将，强化变法的力量与队伍。二是通过再上《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建议朝廷议定新法、更改旧制。虽然后来顽固派卷土重来，并彻底地打击了变法力量，但李端棻以其在维新变法中的作用与贡献，称其维新派领袖不为过。况且变法失败后，其也因“滥行保荐”被革职发配新疆。途中因病滞留甘州（今甘肃张掖）治疗，后因年老多病，69岁时被赦返回贵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受贵州巡抚李经羲之聘，李端棻在贵阳主持贵州通世学堂讲席。执教讲学之余，仍然忧国忧民，十分关心地方文化教育发展，于当年春与于德楷、乐嘉藻（采丞）、李裕增四人商议集资创设贵州第一所师范学堂——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今贵阳学院）。后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联合于德楷、任可澄、唐文镛、华之鸿等人将原贵阳府中学改为通省公立中学堂（今贵阳一中）。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1月，李端棻在贵阳逝世，享年75岁。

贵阳甲秀楼

“达则兼济天下、困则独善其身”， 即使身为朝廷重臣，也常自况“傲骨棱棱谁得见，肯随时世斗新妆”。李端棻并未因自己身处高位而自我封闭，相反却常忧天下百姓，他并非投机取巧利用维新变法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而是从思想上、内心里、行动上坚定地支持变法，并勇于为之牺牲，故堪称傲骨棱棱的维新派领袖。

位于贵阳乌当区永乐乡的李端棻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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