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安徽凤阳小岗村是我国农村改革）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原文标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

凤阳小岗村

凤阳小岗村是农业生产“大包干”的探索者，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这次到了凤阳县，当然要去看一看小岗村的过去和现在。

10月15日上午在凤阳游览过明皇陵，即驱车前往小岗村。汽车一进小岗村，首先看到的是立于进村道路上的一座牌坊，坊额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题写的“凤阳县小岗村”六个大字，牌坊上四根白色冲天柱，挺拔刚健，显示小岗人不屈不挠的改革精神。

驶过牌坊是个十字路口，东北角有片花岗岩铺设的小广场，广场后面是一幢粉墙黛瓦的二层小楼， 正面墙上写着“小岗村”三个楷书大字。门前挂着“中国共产党凤阳县小岗村委员会”、“凤阳县小岗村民委员会”、“凤阳县小岗村档案馆”三块牌子。小楼规模不大，可见小岗村的党政机关是很精简的。

小岗村委会

马路对面也是一幢小楼，门前挂着“小岗村新闻媒体服务中心”的牌子，显示目前社会上仍有人关注小岗村的情况。

小岗村新闻媒体服务中心

十字路口的另一侧道路上，建有一座体量硕大的牌坊，坊额是“江苏长江润发集团，小岗葡萄示范园”，两侧坊柱上写着“张家港、凤阳县，东西联动，喜结良缘；长江村、小岗村，优势互补，携手并进”。看得出来，里面是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与凤阳县小岗村合作建设的葡萄园。

长江村与小岗村合作牌坊

初到小岗村，不知去哪里游览。于是到村委办公楼询问，有位年轻人带我走到外面，指着左边的街道说：“从这条路向前，有‘大包干纪念馆’和小岗‘当年农家’两处景点可以参观。”谢过年轻人的热情指点，驱车沿着崭新的街道向东驶去。

大约六七百米路程，就到了大包干纪念馆门前。那是两幢连在一起的建筑，风格新颖，造型大方，大门上方镶着“大包干纪念馆”六个金色大字，由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同志题写。

大包干纪念馆

大包干纪念馆

走进纪念馆序厅，正面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地图上标有小岗村的位置。意思说，从小岗村开始的农业“大包干”，带动了全中国农村的改革；一侧大理石墙上，标着“1978年”、“1979年”、“1982年”、“1987年”、“1992年”、“1994年”等艺术字，猜想那是中国改革的几个重要年份；

序厅

中国改革的关键年代

另一侧墙上挂着一幅人物画《1978年冬的凤阳小岗村》，画的是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巨大压力，秘密签订“分田包干”协议的场面。

人物画：1978年的凤阳小岗村

陈列室按“溯源”、“决择”、“贡献”三部分回顾小岗村当年惊心动魄的改革历程。

展览的第一部分“溯源”，那是回顾农村改革的历史背景。凤阳地处江淮之间，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群雄逐鹿，战乱不断，加之旱涝灾害频繁，给凤阳人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也造就了凤阳人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民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先后加入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在此期间，富有敢闯精神的凤阳涌现出合作化带头人陈学孟和城西党支部等模范典型，先后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1956年夏收之后，小岗村未经初级社，一步跨入了高级社。然而，高级社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当年，小岗的人均收入由1955年的80元降为55.5元。1957年秋，小岗村的水稻几乎绝收，年底每个人仅分到5.5斤小麦。小岗人第一次吃上国家返销粮，用上国家救济款。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文章《办人民公社好》，全国掀起了公社化的高潮。凤阳县仅用38天时间就建立了14个人民公社，1个国营农场，并成立“凤阳人民公社”（联社）。小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加入了“小溪河卫星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期间，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生活特殊化风等“五风”盛行，造成土地抛荒，荆棘丛生，人畜死亡，给群众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小岗人说：“自打入了社，日子不好过，天天放卫星，肚子没饱过。”甚至有人说：“辛辛苦苦干一天，不值一包光明烟”（0.22元）。

1966年5月“文革”开始，从此年年抓纲上线，生产搞“大呼隆”，分配搞“大锅饭”，农民对集体生产失去了信心。那几年，小岗村人均收入不到30元，每年要吃国家供应粮5—8个月，最差的1968年，每人每天只有2.8两口粮，小岗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队”。

文革中批斗走资派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制定《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各地公共食堂随之解散。9月4日，中共凤阳县委下达《关于田间管理责任制奖励办法》的文件，推广责任田，其核心内容是“定产到田，包工到户”。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责任田的做法予以否定。然而，通过“责任田”尝到甜头的小岗人，成为潜藏在心头的一颗火种。

1975年春，凤阳县马湖公社党委书记詹绍周在社员的要求下，暗地里对烤烟等经济作物实行“分组作业，定产到户，以产计工，超产奖励，减产赔偿，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即“联产计酬”，这种做法有效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詹绍周同志

1977年6月，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书记、安徽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在万里同志的支持下，中共安徽省委颁布了《关于当前农村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全文有六条内容，简称《省委六条》。这个开明政策的制定，为凤阳“大包干”推行提供了适宜的温床。

万里同志

1978年秋，安徽发生百年罕见的特大旱灾，秋种无法进行。9月1日，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及时作出“借地度荒”的决定。这一重要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全省超额完成秋种计划，也为小岗村实行“大包干”提供了机遇。

展览的第二部分“决择”。1978年麦子种完不久，小岗村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等三人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实行“包干到组”。20户人家的小岗村分成2个组，继而又分成4个组、8个组，由于不能从根本上打破“大锅饭”的局面，仍未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新班子又犯难了。年底的一个寒夜，小岗村18户农民坐在一起，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大家都按下自己的手印，连夜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展览馆陈列有一份“协议”复印件，上面写道：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到18岁。协议下面是齐刷刷18个红手印。

秘密协议

部分大包干带头人合影

当时凤阳县流行着一首《大包干歌》：“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然而，由于小岗村的“大包干”不符合当时的政策规定，邻村村民疑惑、检举，甚至有人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小岗人受到公社领导的批评，勒令重新合并起来，还暂时扣下了分配给小岗村的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小岗人很是担心受怕。

更大的压力来自上面。1979年元旦，中央发布4号文件“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4月3日，中央第31号文件再次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一律不许分田单干”；9月28日，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1979年8月8日，时任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周曰礼撰写的《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的办法值得提倡》在《安徽日报》一发表，立刻轰动了全国；1980年《农村工作通讯》（中央出版的刊物）第二、三期连续发表文章，言辞尖锐地向支持大包干者施压；4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联产计酬责任制好处多》，向反对者进行反击；11月5日《人民日报》整版刊登吴象同志撰写的《阳关道与独木桥》，呼吁采取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方式。

来自中央文件的压力

1979年是凤阳农村改革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县委处于改革的风口浪尖。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张浩来信”（张浩，甘肃省档案馆干部，1979年初回家探亲，村里正在分田到组，因家里缺乏劳力，少分了几头牲口。张浩遂向中央写信，表达对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不满，希望回到人民公社的体制）。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的王郁昭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要求地委办公室起草一个电话通知：“春耕大忙已经开始，各种责任制不论什么形式，一律不要变动，到秋后看实际效果如何再定，如有什么问题由地委负责。”7月1日，凤阳县委以文件形式向滁县地委和安徽省委上报《农业经营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关于在农村实行大包干办法的报告》；小岗村实行“包干到户”后，鉴于当时的政治气候，陈庭元、吉诏宏等县委一班人为规避“包干到户”、“分田单干”等上级明令禁止的字眼，巧妙地称“包干到户”为“大包干”；11月份的《农村工作通讯》先后发表《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同时配发“编者按”；12月13日至14日，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到梨园公社小岗、前王两个生产队走访调查，凤阳县委农村政策研究室秘书吴庭美在小岗村调查后，写出长达7000字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1980年1月，在安徽省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王郁昭作了《顺应民意，积极引导》的发言，旗帜鲜明地为“大包干”正名，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并将凤阳的《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递交给省委书记万里。

万里同志到安徽工作后，五次来凤阳县检查工作，他对凤阳搞“大包干”态度鲜明。1979年3月16日，针对《人民日报》刊登的“张浩来信”，万里说：“是或非，只能从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衡量，靠实践来检验……”；3月19日，万里在“让农民、集体、国家都增加收入就是好办法”的谈话中指出：“你们的办法明年可以干，后年还可以干。”那天，万里对王郁昭说：“你们地委做得对，及时发了电话通知，已经实行的各种责任制一律不要动，……”

万里同志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指出：“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1981年10月1日，邓小平在接见哥伦比亚外长莱莫斯时说：“有个美国女教授到我们历史上最穷的地方凤阳访问，看完后印象很深。最近两年大有变化，农村实行了新的农业政策——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地方还是一个地方，现在一下子变了，而且很不错。就是这一两年的时间翻了身，完全摆脱了贫穷落后面貌。”

邓小平同志

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大包干”从此有了全国户口；1982年1月1日，被称为“中央一号文件”的《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内的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4年国庆三十五周年的游行队伍中，五辆拖拉机组成的彩车方阵驮着“联产承包好”巨幅标语经过天安门广场。

中央连续颁发的一号文件

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

第三部分是“贡献”，介绍大包干之后小岗村的巨大变化。“大包干”拉天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借鉴。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推动了我国改革向更深入、更广阔的领域前进，从而造就了一个伟大民族的腾飞，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崛起。

“大包干”对小岗人生活的改善是十分显著的。1978年小岗人均纯收入仅为22元，2015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700元。农业生产“大包干”已经不再是一个争论的话题，而是一个中国改革的成功案例。它使农业生产得到巨大的发展，它释放了农村无数的劳动力，使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入了城市，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小岗村变化

从“大包干纪念馆”出来，再去参观小岗村“当年农家”。当年农家以保存完好的农家茅草房、瓦房、厨房、磨房、猪圈、牛棚等组成的农家院落为载体，通过生产、生活用具的实物展示，再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小岗村人的生产生活场景，使人们穿越时空，留下记忆。走进“当年农家”，映入眼帘的是几间破草房，屋檐下稀稀落落地挂着几束玉米，刷在土墙上的“最高指示”仍清晰可见。屋里摆放着破旧的家具，落后的家具，简单的床褥，这些场景对于年轻人来说，似乎有些陌生，而对于从艰苦岁月中过来的我们，多少还有些亲切感。当然，大家的心里非常清楚，那是贫穷的象征，辛酸的回忆，是中国人不堪回首的一页。

小岗村“当年农家”

小岗村农民过去住的茅草房

低矮的猪圈和磨房

破旧的家具和老式农具

参观过“当年农家”，离开小岗村时，见道路两边都是粉墙黛瓦的农民新居。但是，这些新房子门前堆着刚收上来的农作物，停着带有泥土的拖拉机，还有零乱的垃圾，这样的新农村与城市生活似乎还有距离。

小岗村农民新居

小岗村农民新居

其实，农村改革并未到达目的地。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必然影响农业的生产效率，造成农村环境的脏乱差。“大包干”在当时的条件下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确实功不可没。但是，生产力发展到今天，农业规模化经营必然要提上议事日程，目前出现的“公司加农户”，仍然是一种过渡形式，中国农民最终是要走进城市成为市民，而不是现在的当农民工。现代化生产只需要一小部分人从事农业生产，大部分农业人口要变成城市居民，从事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到那时，农民的劳动生产力才能提高，农村才会成为环境优美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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