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消费支出结构，原文标题：我国农民工消费结构有哪些特征，有哪些驱动因素？。

内容摘要：厘清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对于扩大内需、寻求新的消费增长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 2018-2019 年省域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家庭的城乡消费结构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结构以生存性消费为主。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形成主要受其收入稳定性和财富水平的影响，而非其当前的收入水平。此外，高学历的农民工家庭和打算在城市永久定居的农民工家庭，可能会将大量支出用于身份消费和享乐消费，并提升其城市消费结构。最后提出政府应该健全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以及对公共财政和城市土地开发进行相应改革，从而提高农民工家庭的抗风险承受能力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消费结构；消费方式；驱动因素；AIDS

研究背景

在过去 40 年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2011 年，城市人口规模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 6.8 亿，其中农民工约 1.23 亿。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然而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未能全面享受城市提供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同时，他们同农村居民一样保留着耕地和宅基地。大多数农民工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来回流动，因此他们是典型的城乡流动人口，具有城乡居民的特征。这种特有的现象给城乡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如空间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之间的不匹配，大城市中的城中村和农村地区的空心村并存（闫碧玮，2015）。

在社会福利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民工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薄弱，从而导致这些家庭的消费需求受到严重抑制，这是当下我国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杨琦，2020）。后疫情时期，不利的出口前景迫使我国经济进行结构转型，以“内循环”促“双循环”将是未来国内消费的新趋势，而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步骤是逐步将外需驱动型经济转变为国内消费驱动型经济来实现经济增长。此外，我国居民消费总额增长的重要内生动力来源于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化过程中是不可忽视的消费力量（刘丽丽，2020）。然而，这一群体目前对消费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因此，扩大内需并提高农民工家庭的收入和消费能力，应是今后作为我国提升消费和扩大内需，实现“双循环“的重要途径。

消费结构作为衡量消费水平和了解居民消费行为的重要指标，现有的文献对其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例如，蔡兴等（2017）拓展了几乎理想需求系统模型（AIDS），研究了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少年抚养比对食品类和其他类消费支出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农村老年抚养比对医疗保健类和交通通讯类消费支出的影响显著为正。张世伟等（2010）通过将城市家庭划分为四个收入群体，研究了其消费行为。结果表明，随着收入的增加，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和价格弹性都在下降。罗楚亮等（2020）基于 CHIP 数据，测算了2002-2018 年城镇居民消费的不平等现象，结果表明 2002-2013 年之间扩大了 25%，主要的驱动因素是由住房、交通通信和文化娱乐消费差距的扩大所导致；而在2013-2018 年之间，消费不平等缩小了 19%，是由于教育、交通通信和文化娱乐消费差距的缩小。

然而，现有文献关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研究，通常是把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开讨论，导致农民工家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鉴于我国城乡差距巨大，农民工家庭大多处于“半城市化”状态（胡秋阳，2012），因此，本研究从城乡差异和消费结构的层次性特征为切入点，旨在探讨农民工家庭在城市和农村的消费结构，分析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特征，从而深入剖析农民工家庭低水平消费的根本原因以及为实现内循环、加快农民工城市化提供政策建议。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设计

本文首先采用扩展线性支出模型（ELES）来计算不同商品类别的基本消费支出以及消费的边际倾向，然后运用 AIDS 分析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关键驱动因素，最后基于变系数 SUR 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对 2018-2019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用迭代法估计（傅辉煌，2020；蔡兴等，2017），具体模型设计如下：

式（4）中为了量化家庭特征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将家庭水平变量 F 纳入 AIDS 模型中，衡量流动人口家庭工作和生活的城市特征（C），其控制变量包括家庭规模（family size）、收入（income）、财富（wealth）、进城意愿（settle）和教育程度（education）。农村家庭的区域虚拟变量（H）纳入模型以获取与城市和区域相关的固定效应，包括城市规模（city size）以及中西部区域（central & west），同时假设参数 βi不依赖于 F、C 或 H。

此外，本文基于需求层次将消费划分为生存消费、地位消费、享乐消费和发展消费四个层次，以探讨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对城市化和扩大内需的现实意义。具体来说，生存消费包括食物和住房，主要是满足农民工家庭基本生存需求的商品。地位消费包括服装、家用电器和服务，这些体现了农民工家庭社会地位的商品，是基于与他人的自我比较。享乐消费包括交通、通讯和文化娱乐等，是满足农民工家庭物质和精神享受需求的商品和服务。发展消费包括医疗和教育，这是农民工家庭维持身体健康和长期投资子女教育所需的商品和服务。

（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8-2019 年我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渤海湾地区和成渝地区农民工家庭的调查数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 31 省市区统计年鉴。在本研究中，农民工定义为在城市工作和居住至少 1 个月，而其户口则在该城市其他县或城市的行政区域内的周围农村地区，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城乡消费结构和城乡消费行为差异。因此，在来自2018-2019 年这四大区域合计 2788 名受访者中，排除了351 名来自城市的移民和 567 名未报告城乡消费详细信息的移民用于实证研究的最终样本由 1870 个观测值组成。

实证分析

（一）农民工消费结构分析

城市消费占我国农民工家庭消费总支出的近三分之二（64.6%）（见表 1）。其中，享乐和生存等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主要是在流动人口工作和生活的所在城市消费，而发展消费，包括医疗保健和教育，更多是在农村消费。农民工家庭在不同层次上的城乡消费比较也具有显著差异。生存消费在城乡消费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大约三分之二（65.7%）的城市消费支出和一半以上（54.8%）的农村消费支出用于食品和住房。此外，农民工家庭在其农村家乡的地位和发展消费方面的支出明显高于他们工作的城市。发展消费是农村居民家庭绝对规模大于所在城市的唯一消费类型。

消费结构的城乡差异反映了当前制度约束下农民工家庭的消费行为。这些家庭往往在城市过着节俭的生活，以满足生存需要，同时在农村老家进行更高层次的消费。ELES 结果突出了农民工家庭消费行为的三个明显特征（见表 2）。首先，生存和发展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工家庭不可或缺的，真实消费与基本消费的比例偏低就是表明很少有家庭把多余的资金花在食物、住房、医疗和教育上。相比之下，地位消费和享乐消费的实际与基本比率远高于生存和发展消费。其次，城市和农村消费中的各类消费上存在差异，但在农村地区更为显著。尽管农村家庭的地位和享乐消费的绝对规模小于城市，但农村的基本需求却明显偏低，从而导致农村家庭对这类消费的高溢价。最后，地位消费的实际与基本的比值高于享乐消费，则清楚地表明了农民工家庭在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

农民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非常低。根据 ELES 的结果，进城务工人员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 0.092 和0.074（见表 3）。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生存消费在各类消费中增幅最大，对城乡消费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52.2%和 40.5%，这表明农民工家庭改善饮食和住房的基本需求尚未得到满足。消费支出增量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改善基本生活条件。城市支出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享乐消费的增加，而农村家庭的支出主要是用于地位消费。此外，城市和农村地区与发展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最低。这一发现表明我国的全民医疗保险和教育制度可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也表明农民工对子女教育缺乏重视。

不同规模城市的流动人口家庭的城市消费结构也具有显著差异（见图 1）。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流动人口家庭倾向于将较小比例的支出用于生存和发展消费，而将较大比例的支出用于地位和享乐消费。这种对比反映了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不同消费类型的价格差异水平。城市不同类型消费的差异也可能是由商品和服务供应水平的高低和多样性引起的。大中城市产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可以刺激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而小城市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相对有限，品种很少。这种差异是显著的，尤其是对于地位和享乐消费。然而，人口在 500 万以上的特大型城市并没有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而遵循这一城市消费结构的规律。居高不下的房价，使流动人口家庭的生活消费支出占很大比例。由于拥挤效应，这些家庭的地位和享乐消费在超大城市中受到限制，尽管商品和服务种类繁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保障性住房的普惠性供给是决定流动人口家庭消费行为和对城市永久定居态度的关键因素，这是我国大城市长期繁荣的根本。

（二）农民工消费结构的驱动因素分析

农民工家庭的城市消费结构对城市消费品价格水平高度敏感，而农村消费结构受价格影响不显著（见表 4）。不同类型消费品价格水平的上升对城市消费结构的影响是相似的，即地位和享乐消费的增加与生存消费的减少相抵消。相比之下，如果某类消费品价格在农村地区上涨，那么农民工家庭成员在这类消费品上的支出比例会更大，其他商品的支出比例会更小。生存和发展消费都是农民工家庭的必需品。但是，各类消费品价格水平对城乡居民生存消费的比重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但对城乡发展消费的比重没有显著影响，这一发现显示了农民工家庭中留守老人和儿童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刚性消费。

当前的收入水平影响着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结构。收入稳定性和财富水平对农民工家庭的城乡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这一发现表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当前居民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时空滞后。随着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水平的提高，城市生存消费占流动人口家庭城市消费总额的比重显著下降。但是，地位消费和享乐消费的比重显著提高，表明在城市，农民工消费结构正在升级。相反，随着人均财富水平的提高，农村消费结构向高层次发展，就业和收入的稳定并没有促进城乡消费结构的升级。然而，这一因素增强了农民工对未来前景利好的信心，从而刺激他们投资于下一代的教育消费，甚至不惜牺牲地位和享乐消费。然而，城镇和农村家庭的发展消费只受到少数变量的影响，包括家庭规模和收入稳定性，其余因素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现象表明，农民工家庭对医疗保健和子女教育重视不够。由于大多数农民工面临就业不确定性，这种现象可能短时间内不易解决。

正如预期的高水平教育导致农民工家庭将高支出用于地位和享乐消费，而不是用于发展消费。这一结果可能是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民工比同龄人更愿意也更有能力过上体面的生活。因此，他们很可能会把钱花在地位和享乐消费上，这样可以体现家庭的社会地位，满足家庭成员享受物质的愿望。然而，高水平的教育并不能改变他们所处的社会群体。而且，教育并不能使农民工从一般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逃脱因此，农民工会对子女的教育采取悲观的态度。

农民工家庭进城意愿对其城市消费结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计划返乡的农民工家庭相比，计划落户城市的家庭呈现出高层次的城市消费结构。具体而言，地位消费和发展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比例较高，生存消费所占比例相对较小。然而，进城意愿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没有显著影响。另外，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流动人口家庭的城市消费结构不受其工作和生活城市人口规模的显著影响。来自西部省份的农民工家庭的留守人口倾向于将大量的支出用于医疗和教育，但在生存消费上却很节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国内消费市场，改善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刺激农民工家庭合理消费是扩大内需的一个新增点。本文从消费结构角度，利用我国农民工家庭的调查数据，采用 ELES 和 AIDS 模型对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结构及其驱动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由于缺乏健全的工作和社会保障，农民工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较差，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况导致消费水平低。这一特点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农民工家庭的生存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很高。在城市和农村，这一比例分别约为 66% 和 55%。然而，由于流动人口家庭在农村老家进行高层次消费的同时，往往在城市过着节俭的生活。因此，流动人口家庭在农村的消费水平高于城市。此外，农民工家庭地位和享乐性消费的差异表明，这些家庭在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上正在出现分化。

驱动因素的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家庭的城乡消费结构主要受其收入稳定性和财富水平的影响，而不是当前的收入水平。后者的影响仅对农民工家庭的地位和享乐消费有显著影响。与农村消费结构相比，未来农民工家庭的城市消费结构升级的可能性更大。家庭经济状况、非农就业的稳定性、受教育程度和未来定居意愿是影响农民工家庭城市消费结构调整的关键因素。此外，农民工家庭的城乡消费规模和结构对消费品价格，特别是食品和住房价格非常敏感。通过估计教育程度和进城意愿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本研究间接揭示了青年一代农民工在城市消费支出中的比例往往高于中年农民工，他们的消费水平明显高于老一代，这种代际差异只存在于城市，而不存在于农村。这一发现对城市发展是个利好消息，但对农村地区的消费部门却不是。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促进消费是农民工家庭全面城市化和内需持续扩大的重要基础。因此，政府应该健全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城市社会福利体系应具有包容性，应覆盖农民工家庭，尤其在社会保障、经济适用住房和儿童教育方面。这些领域对于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提高农民工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增强这些家庭在城市永久定居的意愿和能力、为下一代创造与其他儿童平等发展的机会至关重要。为实现这些目标，政府有必要对公共财政和城市土地开发进行相应改革。此外，农村土地改革对于促进农民工家庭消费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允许农民工以市场价格出售或抵押自己的耕地和宅基地，那么他们的原始资本积累就可以相对自由地实现。这进一步使得家庭财富增加，提升农民工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城市永久定居意愿和能力，进一步直接或间接地鼓励农民工的家庭消费。

参考文献：

1. 闫碧玮 . 我国农村消费流通产业跨越式创新发展研究 [J]. 商业经济研究，2015（27）

2. 杨琦，尹华北，张振环 . 农民工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及代际差异研究—采用 CHIPS、CLDS 和 CGSS 微观调查数据的组群分析 [J]. 西部论坛，2020，30（5）

3. 刘丽丽 . 就业稳定性与农民工消费：理论解释与经验证据 [J]. 消费经济，2020（1）

4. 蔡兴，刘淑兰 . 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 LA/AIDS 拓展模型的实证分析 [J].消费经济，2017，33（6）

5. 张世伟，郝东阳 . 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消费行为分析 [J]. 财经科学，2010（9）

6. 胡秋阳 . 农民工市民化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基于浙江 CGE 模型的模拟分析[J]. 管理世界，2012（3）

7. 傅辉煌 .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 ELES 模型的实证分析[J]. 消费经济，2020，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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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孟令燕.我国农民工消费结构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1(07):70-73.

推文选题：刘家益

设计：侯丹丹

核定：刘家益

本文《农民工消费支出结构（农民工消费特点）》由网赚联盟（ wangzhuan.org.cn ）整理或原创，感谢您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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